李大钊简介（李大钊同志小传）
李大钊，字守常，原名李耆年，字寿昌，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889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六），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此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封建统治愈益腐朽而造成的深重灾难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于危亡的边缘。七岁起，李大钊在乡塾读书，接受了九年的私塾教育。1905年，16岁的李大钊离开家乡，入读永平府中学，以优异成绩度过两载光阴，并开始接触新学，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和当时宣传新思想的书刊，由此开阔了视野，激发了爱国热情。后因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李大钊弃考“非我所喜”的北洋军医学校、“违我素志”的长芦银行专修所，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自1907年起在此学习了六年。在校期间，李大钊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广泛接触了新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他曾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在《言治》月刊上发表了《大哀篇》《隐忧篇》及许多诗文，面对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的现状，无情批判专制统治，发出自己的“隐忧”和“大哀”，开始探求新的救国救民真理。
1913年夏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深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年底李大钊在友人资助下含愤东渡日本留学。1914年，他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学习期间，他受到安部矶雄、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影响，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曾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中国国际法论》，开阔了知识视野和眼界，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还以文会友，在日本结识了章士钊等人，对日后的思想和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1915年，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代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执笔撰写6000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全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行，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有力推动了反日爱国运动。1916年，李大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神州学会”，团结了一批留日爱国知识分子。他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逐步成长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同年5月，在留日学生总会担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时，他在主编的《民彝》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民彝与政治》一文，阐述了自己的民主政治思想，为以后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李大钊满怀创建“青春之中华”的兴奋心情，从上海来到北京创办《晨钟报》，欲振此晨钟，唤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担当起青春中华之创造的使命，从而开始了他求学救国结束后崭新的探索之路。1916年8月，《晨钟报》正式创刊，李大钊担任总编辑，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写道：“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他号召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为“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而斗争。后因《晨钟报》言论受到干涉，李大钊辞去总编辑职务，应约为《宪法公言》杂志撰稿，发表《省制与宪法》等文章，表达自己的主张，为制定理想的宪法进行了大量理论宣传工作。回国后的李大钊还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他撰写的《青春》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深情地写道：“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阐发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陆续在此刊发文近20篇，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猛烈斗争，喊出时代最强音。
1917年1月，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担任《甲寅》日刊编辑，近五个月发表《调和之法则》等70篇文章，激烈地攻击反动统治和封建文化，对孔教进行了有力批判。面临封建帝制复辟和军阀专权，在艰难的探索过程中，他作诗“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以寄怀，以“大凡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的信念，继续苦苦探索和追求新中华之道路。
同年底，李大钊来到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到北京大学工作不久，他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与陈独秀、钱玄同、胡适、鲁迅、沈尹默、高一涵等轮流编辑《新青年》，以此为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站在了思想革命的最前沿，掀起新文化运动的高潮。1918年1月，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行了改革和整顿，使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沙滩红楼的办公室成为李大钊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深受鼓舞和启发，从1918年7月起，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最先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此时，他探索的目光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抛弃了以往的认识和选择，使黑暗中的探索找到了光明的出路。
1918年11月，李大钊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新潮社顾问，并在社刊《新潮》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他关爱、引导进步青年积极向上，参与发起或指导支持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演讲团、觉悟社、赈灾会、进德会、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等进步团体的建立，曾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还组织青年到日本考察，促进了中日民间交流及青年进步，团结了越来越多的革命分子和爱国学生。他不仅在政治和思想上关怀青年成长，而且热情帮助青年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等一大批青年都受到过他的影响，毛泽东曾说：“他（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发起创办与《新青年》相配合的小型政治刊物《每周评论》，他相继发表《新纪元》《新旧思潮之激战》等54篇文章，抨击反动军阀的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文化，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世界革命动态，在群众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1919年2月和3月，李大钊在《晨报》“自由论坛”上发表《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阐明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确的人生和革命道路，他深刻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同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并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一文。5月4日，中国人民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扩大影响，从5月4日至6月上旬，《每周评论》连续出版三期“山东问题”专号，报道和分析运动的发展情况。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秘密外交和强盗世界》一文，给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方向。他还和陈独秀等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李大钊的宣传和革命活动对五四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五四运动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
因受反动政府的通缉，李大钊曾多次避居河北昌黎县五峰山及韩文公祠，并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支持着革命斗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广泛强烈的反响，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9月至11月，李大钊编辑出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马克思研究专号）及第六号，并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艰难的探索，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后，李大钊从革命道路的探索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伴随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他以马克思主义观察国家命运，同中国实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投入到更加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中。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开始探讨创建革命组织的问题。同年3月，李大钊等秘密发起成立“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并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存有较多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室“亢慕义斋”，通过广泛的学习研究、举办公开讲演会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深入传播。同年4月，维经斯基来到北京就筹建政党问题与李大钊等会谈。同年5月1日，李大钊亲自领导“五一”劳动节在北京的纪念活动，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专号）上发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指出“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并发出号召：“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马克思主义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工人阶级自己政党的诞生。
1920年7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担任北大教授期间，他撰写了《史学思想史》《唯物史观》等著作和讲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历史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乃至民族问题、妇女问题等都进行过研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还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参与学校管理。他以渊博学识、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赢得人们尊敬，被尊为“宅心长厚之良友，道德文章之楷模”，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作为著名教授和学者，他在多所大学任教，除在北大开设讲授“唯物史观研究”“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举办“现代政治”等讲座外，还到女子高等师范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社会学”等课程，通过大学讲坛公开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火种。他还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活动，认为各团体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义，并进行联合行动。他在《晨报》上发文《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呼吁“把已有的职业团体改造起来，没有团体的职业也该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该小组经常在李大钊寓所活动，11月创办《劳动音》周刊，向工人和广大劳动者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在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次年5月创办长辛店工会（后改为俱乐部），培养工人运动骨干；积极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促进了北方党团组织的发展。在此期间，李大钊还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参与“社会主义论战”等，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巩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阵营。
1921年3月，李大钊在《评论之评论》第一卷第二号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就“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的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国今日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同时在《曙光》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从组织能力、团体训练等方面阐述了对建立无产阶级严密组织的认识，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除思想宣传和组织准备外，他还多次与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等商讨建党问题，从国内和国际条件上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改在浙江嘉兴）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大钊因在北京领导索薪和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未能出席大会，他始终是中共北京支部（后改名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区委、中共北方区委）的主要领导人，为党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地方组织的建立及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继续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多次被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关于建立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等工作的通告。他通过北京党组织派遣大批共产党员先后到北方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北方党组织得到了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影响遍及全国，这对中国共产党发展为全国性政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广泛深入的革命斗争作了必要准备。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之后，李大钊积极宣传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北京、上海、湖北、广州等地广泛讲演，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等，播撒革命精神和火种。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李大钊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西湖会议），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他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与马林等人同孙中山先生会谈，对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曾领导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涨，通过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派出许多同志领导开展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大罢工及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掀起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撰写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血腥镇压，总结工人运动。他在《新民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鼓舞人民继续战斗；在《“二七”二周纪念册》上发表《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号召工人阶级和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地）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李大钊作为主席团五成员之一出席大会，并与孙中山一起主持会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会议期间，李大钊针对国民党中的右派对中共党员“跨党”问题的攻击，发表严正声明，并印发《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维护了国共合作。此后他还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为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年6月，正在躲避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李大钊接到党中央紧急通知，化装化名（李琴华）冒险回到北京并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作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了报告，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并介绍了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
共产国际五大结束后，李大钊留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五个月间他参观考察了工厂、学校、孤儿院等，并在东方大学、莫斯科大剧院演讲，接受《消息报》《莫斯科工人报》记者采访，撰写了多篇文章，还指导中共莫斯科支部的工作。
同年底，李大钊奉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专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加强党对北方革命运动的领导，立即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他在北方区党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许多文章，指导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十分关心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领导一些同志在北京蒙藏学校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他领导成立了北京总工会，推动北方工人运动飞跃发展，从1925年2月起，胶济铁路大罢工、声援“五卅”运动的天安门前示威大会、关税自主运动、以推翻段祺瑞卖国政府和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等罢工和示威运动席卷大多数行业，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风暴。
在领导北方革命斗争中，李大钊采取联合冯玉祥的正确策略，并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活动的影响，促其发动“北京政变”、改编军队，并释放“二七”罢工被捕的工人，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他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坚决支持农民运动，在《政治生活》上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了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将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此后，他在《政治生活》上发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正确评价农民自卫武装和自卫运动的发展，论述了争取与改造旧式农民武装的重要性，为农民组织及农民运动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和带领下，北京各界人士及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八国通牒要求大沽口撤防的示威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政府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制造了“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负伤。次日，段祺瑞执政府发布要求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李大钊等的命令，李大钊的住处及其活动受到严密监视。此后，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
虽一再遭受通缉，但李大钊毫不计较个人安危，以舍生忘死的精神坚守在革命前线，毅然肩负起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他积极支援北伐战争，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和革命青年，派遣许多同志到国民军中去做政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26年7月，他发表《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中国的罪行。1927年2月，他致函冯玉祥介绍北伐军事情形及各方势力，函告“关于农民运动需设法联络之”。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国际公法，悍然派出大批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及旧兵营，逮捕了李大钊等87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广大工人、学生和教师纷纷要求释放李大钊，北京几十所国立及私立大学校长多次开会商讨营救办法，但无济于事。被捕后，李大钊在监狱中和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并写出近3000字的《狱中自述》，激情满怀地回顾了自己壮丽的一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
1927年4月28日，凶残卑怯的奉系军阀不顾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一齐绞杀。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为了救国救民的共产主义事业，李大钊无畏赴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真正做到了自己所说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正如他所说：“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他的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