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芬是谁_邓玉芬的英雄事迹
1956年，国务院内政部的同志要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来北京，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高规格接待，但这位农村来的老太太脾气很倔，住了几天就硬是要回家。
在临行前，内政部的工作人员带着足够的钱陪她去逛商场，她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商品，很是新鲜，左看看，右瞧瞧，不停笑眯眯问售货员，但她一分钱都不肯花。
她临走前对同志们说：“政府对咱那是真好，咱很知足，眼下不缺吃不缺喝，怎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她就是英雄母亲邓玉芬，在抗战期间，他将丈夫和五个孩子全部送上了前线，他们全部牺牲在了战场。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她又一次次拒绝人民政府的特殊照顾，她从不觉得国家和人民亏欠她，她将自己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应当。
邓玉芬，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很贫困，因为生活所迫，没成年就嫁到了邻村张家坟村，她的丈夫名为任宗武。
邓玉芬的婆家也很穷，没有饭吃，更没有地方住，夫妻俩结婚之后只能借住在亲戚的家中，依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来过生活。
邓玉芬是在苦水里面泡大的，她连温饱都不能保证，就别说是受教育了。
但她和许许多多被压迫的旧中国女性一样，一生刚强不屈，不怕穷，不怕苦，更不信命，相信只要有孩子就有未来，只要勤劳，总有一天能够过上好日子。
正是因为有这种质朴的希望，年复一年，吃再多的苦她都熬了过来。她和丈夫生了7个儿子，含辛茹苦将他们养大，7个儿子无一例外都是个性刚强、嫉恶如仇。
在过去贫穷的农村，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劳动力，也是一家人在村子里立足的根基。
邓玉芬一家眼看着就要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日军的侵略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1933年5月31日，南京市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长城抗战最终以中国失利而告终。
后来，密云县被分割为三部分，密云西北部40多个村庄被划定为是伪“满洲国”；古北口地区被日军所占据。对密云人来说，抗战远远不止8年，而是整整12年。
村子里家家户户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邓玉芬一家为了糊口，只得让三个大点的儿子离家外出做苦力，夫妻俩只能被迫带着几个比较小的儿子离开家，搬到张家坟村东南面的猪头岭上开荒度日。
生活之中的艰苦，乡亲们尚且能够忍受，但日军除了“三光政策”之外，还对他们进行洗脑，不允许他们用中国的年号，还必须让他们忘掉自己是中国人。
邓玉芬没有文化，但善恶分明，特别有气节，她一次次教育自己的儿子们：“你们一定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到死都不能忘了自己的祖宗。”
在抗战极其艰苦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密云地区领导的边区政府专门组织了少年儿童识字班，和日本人的文化侵略对抗，不仅教授孩子们汉字，还增加了抗日救国的教育内容。
当时边区发给孩子们的课本都是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但一点都不影响孩子们的喜爱。
书本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第二课：中国人就应该爱中国，日本无理打中国……
邓玉芬将儿子们都送去上学，他们深受母亲的影响，又从课本上学到了：只有拿起了枪杆子，乡亲们才有活路，日本人才会被赶走，国家才有富强之日。
在民族危亡之际，蒋介石却依旧在坚持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抗日采取消极态度。
1933年5月，密云县驻马庄爆发了反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穷人会”斗争，从驻马庄开始迅速扩散到了三河、顺义、平谷、怀柔、通州等县城的60多个村庄。
中共河北省委派刘靖等人来驻马店领导“穷人会”的斗争，并且在“穷人会”之中发展中共党员。
密云县第一个党支部驻马店党支部成立了，不久又成立了密云县中心支部。
一直在坚持着抗日的密云老乡们终于也有了主心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了顽强地斗争，但在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之下而宣告失败。
无奈“穷人会”只得潜伏在地下，但他们继续接受着中共的领导。
1938年，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经过了密云县，不少村子建立了抗日村政权，主要目标就是为四纵筹集粮食和款项。
而密云县的人民，也在八路军的号召之下纷纷参加了游击队，投身抗日之中。
全县的青年们积极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规模日渐扩大，一些因为贫穷和动乱集结在一切的山野武装，也在暴动浪潮的影响之下加入了抗日的队伍。
1938年10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入关镇压，四纵和冀东抗日联军不得不向西撤离，冀东大暴动受挫，但给当地的乡亲们种下了武装团结抗日的种子，鼓舞乡亲们举起枪和敌人抗争，这一切都为后来密云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1940年4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进入密云抗日根据地。6月，几位八路军进入了猪头岭，这是邓玉芬第一次见到八路军，她听说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民组成的军队。
邓玉芬和乡亲们就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高兴，带着孩子们都去听八路军宣讲抗日的道理。
八路军浅显易懂的话让就算是没有学过文化的乡亲们都听得明明白白，心中顿时充满了希望。救国就是救家，就是救自己！
不久之后，十团的参谋长来这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着：抗日救亡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没钱捐给八路军买枪买炮，咱们不能眼瞅着什么事儿都不做吧？咱们把儿子都叫回来去打鬼子去！
任宗武什么都没有说，当天半夜就塞了两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去了。
一个月后，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了，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和永水都成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从此以后，邓玉芬全家情牵游击队，做出了巨大的奉献和牺牲。
两个哥哥加入了游击队之后，在地主家做苦力的三儿子永兴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欺辱，跑回了家。邓玉芬知道现在游击队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就让三儿子和哥哥一起去白河游击队，三儿子欣然同意。
三个儿子在游击队之中的表现非常积极，他们所在的队伍很快就升编为主力部队，从此以后儿子们很少回家，一直在到处作战。
邓玉芬不是不挂念儿子，不过家中的困难从不和儿子说，也不会多啰嗦一句想念，她不会写信，就托人给他们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去！”
当时举家抗日的不仅仅是邓玉芬一家，全村都掀起了参军抗战的热潮。只要提到抗日，每个人都是热血沸腾，很多家庭生了几个儿子，只留下一个在家中赡养父母，其他几个都扛起枪做了八路军。
仅仅是张家坟村，去当兵的男人就足有半个连之多。
把几个年纪大一点的儿子送上了战场，邓玉芬也闲不住，她要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带着几个年纪小的儿子去开荒种地，让丈夫腾出时间为八路军送子弹、背军粮、跑交通。
烧水、做饭、缝制军鞋，还要照顾着受伤的八路军，一家人明明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的母鸡下了蛋从来舍不得吃一口，都留给了八路军伤员，而她自己的儿子则吃着粗糠、树叶或者野菜。
有时候，邓玉芬和孩子们能收集到一些杏干、杏仁或者倭瓜子，这些小零食他们也不会舍得吃，都留着招待同志们。
乡亲们将所有的八路军战士都当作自己的亲人，他们住在张家坟村的任何一户人家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伤员们痊愈离开邓玉芬的家时，邓玉芬就像送儿子远征一样，把他们的衣服全部都洗好，一边千万叮咛，一边将已经煮熟的鸡蛋塞进孩子们的衣兜之中。
他们牵着八路军战士的手，要将他们送到好远好远。谁也不知道，这些英雄们即将面对怎样的危险，会不会再也踏不上回家的路。
他们又是谁的儿子，又是谁的父亲，现在都是拼命守住这个国家的战士。
那时候，村子里倾尽全家支援抗战的远远不止邓玉芬一家，他们都已经不记得送走了多少伤员。
邓玉芬经常会给八路军战士做煎饼吃，现在任家还保存着邓玉芬用的那口锅，这是任家的传家宝，好多人听说后想要将这口锅买走，都被任家人给婉拒了。
1941年末，日伪军对丰溁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2个月时间的大扫荡，为清剿抗日的军民，敌人动用了一万多人上山搜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
“万人大扫荡”的后期，日伪又开始推行所谓的“集家并村”，强行将周围村庄的百姓迁进高墙和炮楼围起来的部落居住，强制对他们进行思想和生活上的控制。他们严禁村民们耕作，把所有的庄稼都铲光，不允许他们对八路军补给。
邓玉芬的家就住在日本人划定的“无人区”之中，敌人到处烧房子和抓人，邓玉芬和一些乡亲们坚决不被控制，不去“部落”。
八路军和他们是“鱼水”之情，老乡们生怕没有了他们的补给，战士们会吃不饱穿不好。他们都躲在深山之中，坚持着斗争，还要保护受伤的八路军战士。
邓玉芬把丈夫和正在外面干活的老四和老五都喊了回来，参加村里的民兵，将“无人区”的斗争坚持到底。
1942年的春天，邓玉芬和部分乡亲们响应着抗日的号召，回到了无人区春耕。
3月的一天，邓玉芬刚刚收拾好亲友们送来的农具和种子，将丈夫和两个儿子送回了山里。
没想到几天之后噩耗传来，任宗武和两个儿子任永合和任永安遇到了日军偷袭，丈夫和老五当场遇害，老四被日本人抓走了。
邓玉芬一夜之间失去了两个至亲的人，老四生死未卜，家中失去了顶梁柱，她悲愤交加，几次哭到虚脱。
邓玉芬身边只有两个小儿子了，亲友希望她和孩子们能留在山上得到乡亲们的保护，但是她不愿意，拉着两个儿子就要回家：“走！咱姓任的杀不绝，和他们拼到底！”
邓玉芬就这样带着孩子，没日没夜地刨地和播种，她要把牺牲的丈夫、儿子那份活儿都要干出来，她要打出更多的粮食，养壮我们的战士，才能消灭更多的敌人。
1942年，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之中英勇牺牲。
1943年夏，老四永合在鞍山监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最后被敌寇残忍杀害；
1943年秋，老二永水在一场战斗之中受了重伤，回家休养，因为病情不断恶化又缺医少药，在家中离世。
短短3年，儿子们一个又一个地离去，邓玉芬的泪早就在坟前流干了。
她很少笑了，拼命地劳作着，除了短暂的睡眠，她就是忙着粮食、忙着照顾伤员和做军鞋。
只要是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她什么愿意做。
因为失去了这么多儿子，她看着每一位战士就像是看到了曾经的老大和老二，他们都是邓妈妈的希望，也是中国的希望。
小六和小七就是邓玉芬的所有，她期盼着两个儿子赶紧长大，继承父兄的遗志，接过他们的枪杆子。
1944年春天，敌人再一次进山“扫荡”，连续七天七夜。
邓玉芬和乡亲们躲进了山洞，山洞里面阴冷潮湿，邓玉芬的小儿子还在生病，浑身大汗孩子不停得咳嗽着，因为痛苦孩子大哭起来，而此时，搜山的日本人就在附近，如果孩子的哭声被敌人听见了，对山洞里的乡亲们就是灭顶之灾。
迫在眉睫的危险急坏了邓玉芬，在情急之下她根本顾不上许多，只能把心一狠，撕了一块破棉絮，堵住了小七的嘴。
日军的声音由远到近，又渐渐走远，邓玉芬才放下了悬着的那颗心。
等她放开了手，小七的嘴张了张，好半天才回过气来，他可怜的看着妈妈，已经没有了哭的力气，用微弱的声音说：“妈妈我好饿，好饿……”
邓玉芬真的想冒死出去给孩子找点吃的，但这关系到乡亲们的安危，关系到八路军伤员的生死，她只期待小七能再熬一熬，只要再熬一熬就可以出去了。
当天晚上，又病又饿的小七再也喊不出妈妈了。小七连个大名还没有起，就这样死在了妈妈的怀抱里，邓玉芬当场晕了过去。
孩子没了，当妈的心碎成了片，五脏六腑被愧疚的火焚烧着。
乡亲们流着泪把孩子埋在了山坡上，邓玉芬跌跌撞撞扑倒在孩子小小的坟头，哭喊着：“我的孩子呀，妈妈对不起你啊！对不起！”
邓玉芬的丈夫和5个儿子全部牺牲了，可是这位英雄母亲从没有屈服，她的身边还有小六。
小六长大后，邓玉芬再次将他送上了八路军的队伍。
1945年8月15日，邓玉芬终于听到了期盼已久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当天，邓玉芬来到了亲人的坟前，告慰丈夫和5个儿子：“咱们胜利了！”
张家坟村不到百里的地方，有一座杨令公庙和七郎坟，很多人都说邓玉芬就是“当代佘太君”。
解放后，老三终于回到了家，给邓玉芬养老送终。
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党和人民从不会忘记她对革命作出的贡献。
全国解放之后，新政府给了邓玉芬很好的照顾，在张家坟村，两间崭新的瓦房盖了起来，冬天，县领导会给她送来皮袄，到了夏天还会给她送来单衣。
邓玉芬晚年生病，政府都是直接送到北京的医院为她治疗，即便是三年国家最困难的时期，邓玉芬的家中也没有少了细粮。
如果可以，党和人民希望百倍千倍还她的恩情，但邓玉芬她什么都不愿多要，她觉得现在的生活是她千盼万盼来的，没有外敌，国家百废待兴，不用打仗了，老百姓们世世代代能过上好日子，她已经很满足了。
1961年春节，邓玉芬光荣出席了全市烈军属代表大会。1970年大年三十，邓玉芬离开人世。她走得时候很安详，好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密云县抗战12年，全县乡亲们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全县有7600多人被杀害，3500多人被抓到了日本或者东北去做劳工。
粮食被抢，房屋烧毁，牲畜全部被夺走……即便如此，密云县的老百姓们从来都没有屈服过。
张家坟村所在的石城镇，留下姓名的抗日烈士有近百名，张家坟村的烈士是最多的。
一直到今天，村里人一提到邓玉芬这位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母亲，依旧是悲情汹涌。
密云县在石城镇张家坟村树立起“巾帼塑像邓玉芬”，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雕塑矗立在山岩之上，手中握着布鞋和针线。
一针一线，都是邓玉芬对丈夫和儿子们的思念，也是她对中国抗日的奉献。
邓玉芬是千千万万中国伟大母亲的一员，她的背后是无数分崩离析的家庭，也正是因为当时全中国民众的觉醒，最终才赶走了外来的侵略者。
这么多年，邓玉芬一直活在当地人的心中，她去世的时候，全村人都来为她送行。
任家的几位长辈在抗战之中牺牲，如今任家依旧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邓玉芬的孙子仁连国说：“我和奶奶一起生活了18年，她的故事可以讲几天几夜。”
